【1】

几周之前，一部电影宣传片《啥是佩奇》霸屏了朋友圈。

留守老人李玉宝，要给他的孙子准备春节礼物，但城里三岁孩子习以为常的一个动画角色，大山里的爷爷却要问遍全村，才勉强搞明白，这到底是什么东西。

这样一部8分钟的短片，为什么能引发无数人的共鸣？

因为它真实反应了，当今每一个家庭都在面临的现实矛盾。

表面上来看，乡村老人的追问背后，代表了经济飞速发展背后，中国城乡文化的断层。

根据《中国城市流动人口社会融合评估报告》，在1982年，中国的流动人口仅有657万人，而到2018年，这一数字已经增长到2．47亿人。

其中，1980年以后出生的新生代流动人口，占比达到64．7％。

这意味着，即使不考虑外地落户等情况，中国也有约1／6的人口－－尤其是年轻一代，长期与家人天各一方。

生活环境的差异，让他们有了截然不同的社会认知和文化理解。而春节的人口回流，带来了这种矛盾最普遍的碰撞与交汇。

更深层次的原因，在于信息通信为我们带来的社会结构剧变。

几周之前，我参加腾讯的“科技向善”论坛，有幸现场聆听了北大邱泽奇教授的演讲，深有感触。

邱教授说，我们已经从家庭社会，进入到技术化社会。

这句话怎么理解呢？

几千年来，我们一直是君为臣纲，夫为妻纲，父为子纲。血缘、家庭与宗族，自下而上构建起了人类社会的基本组织形态。

一个人用脚步能够走一个来回的距离，就是集市的半径；能实施有效管理与维持统治成本的范围，就是帝国疆域的极限。

从国家、宗族到家庭，生活关系越是紧密，信息和知识共享程度越高，价值观越一致，即便有冲突，也会在持续的互动过程中，逐渐融合趋同。

而现在，技术－－尤其是信息技术，彻底打破了家庭、地域、年龄、性别，乃至社会阶层等局限。

一家人坐在一起，却各自捧着手机，关注着不同的问题，与不同的好友交流。老人们谈养生，成年人讨论经济社会，孩子们关注明星。

虽然在血缘上他们是父子、母女、夫妻……但是他们的思想，已经彼此隔离，相互看不上对方的话题观念，甚至在世界观和价值观上，彼此疏远甚至是对立。

他们更认同的，是另一群可能远在地球另一侧，却与他有共同话题和共同观点的陌生人。

甚至连同一个人处身的不同社群，也变成了不同的“平行空间”：

而这，也将驱动我们整个社会价值观的多元化。

正如张小龙所说，我们接纳的大多数新信息，都并不是自己主动获取的，而是由周边人推荐而获得的。

而在移动互联网上，无论如何犀利、如何小众甚至是如何叛逆的观点，都能找到应和，反而会因为彼此的认同和赞许获得成就感。

“每一个人的心，都在自己的手机里。一屏一世界，一个人的社会，已经取代了家庭的社会。”邱泽奇说。

【2】

这个转变的达成，归根到底在于，中国领先全世界的通信网络建设，让我们每一个人，都能够用手机连接世界。

多年来，中国运营商一直背负着垄断骂名。

但在事实上，正是依赖于运营商的大建设，中国才迅速地完成了向信息化社会的全面转型。

在1980年，中国只有664万门交换机和418万部电话，而且作为事关安全的信息命脉，它仍只能作为国家的战略储备，无法进入普通人的生活；直到1989年时，全国手机总量也只有1万部。

当时，甚至连外交部的司长，因为外事活动需要，在家中安装电话，都必须由外交部发公函，到邮电部请求协助。

1989年，统计部门曾预测，中国的手机保有量将在2000年达到80万部，结果到2000年，这个数字已达到8700万部，比预测高了100多倍。

2001年，中国移动开始在全国范围内组织网络大会战，将网络从城市扩展到高速公路、景点、农村等区域，实现全国范围的广覆盖。

自此，从“神州行”到 “全球通”，移动通信普及的大潮席卷中国。

2004年1月16日，信息产业部下发了《关于在部分省区开展村通工程试点工作的通知》（以下简称《通知》），要求95％以上偏远山区必须有电信信号。

自此，无数运营商员工通信人扛着设备，提着工具，人扶肩扛地把铁塔架满了中国无数乡镇，从喜马拉雅山顶，到南海岛礁，都实现了通信信号的覆盖。

这个过程的艰辛，远非外界所能想像。

在很多偏僻村落，基站的建设需要投入数十人力，上百万成本，甚至通过VSAT卫星保障信号，而当地产生的营业收入，却往往连每个月的电费和维护费都不够。

但也正是这样一张网络，打通了中国的信息动脉，将中国的城镇与乡村连接在一起，让我们可以跨越时间和空间，无论天涯海角，都随意交流。

截至2018年12月底，中国运营商的移动用户总数达到15．43亿，甚至已超过中国人口总数；电信业务总量已达到65556亿元；移动通信基站也超过600万个，网络规模居全球首位。

目前，全球有500万4G基站，其中，中国的基站数量超过300万，占64％；包括美国在内的全球其他190个国家，一共只占36％。

在2018年12月，中国移动用户移动流量消费已达6．25 GB／人／月，是上年同期的2．3倍。

而预计到2020年，中国行政村通宽带的比例将超过98％，且农村家庭的宽带将达到12Mbps以上。

《啥是佩奇》里那样，乡村小卖部里卖着中国移动手机，村委会教村民设置VoLTE视频彩铃，农民一边放羊一边刷抖音……

导演张大鹏说，这部片子并不是中国移动的植入广告。但在我看来，这部片子，其实已经是一个中国通信行业最好的广告。

因为，它真切地告诉我们，现在已经不再是倒爷腰挎BP机，手拎大哥大的时代，不是中关村、金融街和CBD的白领上网冲浪的时代。

手机、网络、信息不再是某一个阶层的象征，而且彻底沉到农村，成为像水、电、气一样，每一个中国人不可或缺的生活基本要素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