5．新增7个国家级互联网络交换中心 终结网民“最遥远的距离”？

　　“南电信、北联通”，这场延续十多年的沉疴或许随着这条政策的落地而被治愈--中国将新增7个国家级互联网络交换中心，中国互联网交换中心的节点将增加为10个。对广大网民而言，“最遥远的距离是电信与网通”这句笑话，终将成为“曾经的故事”。

　　但这一政策最大的受益者，毋庸置疑属于当前的互联网企业。“好事、好事。以前严重被殃及池鱼，现在总是有所改善。”腾讯助理总经理侯金刚在记者询问这一政策时不停感慨：“这条政策对云计算、数据中心向中西部迁徙的趋势极为有利，也能极大减少互联网企业的网络负担。”

　　躺着中枪的互联网

　　中国电信一统江山的时代，互联网就存在互联互通问题，当时国内存在10张相互独立的网络，网络间相互访问速度极慢且效率很低。

　　2000年，由信息产业部主导，在北京、上海、广州设立中国国家互联网络交换中心，力求拉拢国内网络的“十方诸侯”。当时，正值互联网泡沫破灭的前夕，中国互联网产业刚刚起步，此政策可谓适逢其时，堪称互联网的“顶层设计”。

　　然而，在接下来互联网飞速发展的十多年中，顶层设计没能跟上互联网的步伐，反而给互联网的发展带来更高成本。

　　2000年底，中国铁通成立；2001年，电信、网通分家。PC互联网时代，这三张承载中国几乎所有互联网网民的网络，只有这三张节点可以相互通信。“最遥远的距离是电信与联通”的段子起源于此，二者之间有着数万毫秒的网络延时，而且三大节点永远是100%负荷运转，在中国最繁忙的网络节点中永居榜首。一则全国流量汇聚于此，二则运营商对于节点容量扩容从未上心，相比之下，运营商内网的负荷基本维持在20%-30%之间。

　　互联互通，一度是电信、联通相互制约，以及二者联合制约铁通的最大筹码。

　　然而，诸侯争霸，受苦的是那些以体验吸引用户的互联网企业。侯金刚介绍：“如果某个资源只在某联通机房租用服务器，那么电信用户都必须经由北上广三大节点来访问这一服务器。”因此，大型互联网企业几乎不得不在全国各大型省份部署相同的内容。

　　2004年，腾讯“移动及电信收费以及频宽及服务器托管费”支出3.16亿，占其总开支的45.1%，属于腾讯最高支出项。2005年-2009年，该支出仅次于腾讯“雇员福利开支”。同样的情况出现在百度、阿里巴巴等互联网企业身上。

　　而对于更为依赖带宽的视频企业，其后果更甚。以优酷为例，其带宽成本一度维持在超过其总支出的50%，优酷CFO刘德乐甚至指出：“中国视频企业的带宽成本，是美国企业的4倍。”

　　新增互联互通节点之后，不同网络间的互联路径更短、速率更快，互联网企业在大多数省份无需部署“双份”的内容，可以节省很多不必要的开支。

　　价格是决定因素

　　起初，美国也同样有着互联互通的顽症。但美国FCC(联邦通信委员会)都会强势协调解决互联互通问题，其主要手段是降低网间结算价格。

　　但在国内，2001年起，网间结算价格一直备受诟病，主管部门多次协调解决、加强监督互联互通问题，数次协调网间结算价格。2007年底，《互联网交换中心网间结算办法(信部电[2007]557号)》出台，并执行至今，最高结算费用为100万/G/月。中国电信、中国联通，始终向中移动及铁通执行这一收费标准。而腾讯、百度等互联网企业，若想要采用国家互联网交换中心BGP的交换方式，同样以这一标准收费。

　　2008年，中国铁通并入中国移动，无论是3G、WLAN的流量经营，还是从铁通引入的宽带业务，都会受制于互联互通。中国移动不得不加紧IDC补课，希望让互联网资源入驻己方IDC，致力于实现大部分流量走移动本网。

　　期间，中国移动借助第三方运营商，采购了大量低价的互联互通端口，用以缓解其互联互通压力。然而，2010年，中国电信、中国联通联合在全国封杀了这一途径，当时中国移动近数百万宽带用户受到影响。这种封杀至今未止，而今天的封杀目标已经升级到限制“中移动LTE发展”的高度。好在，2013年6月，中国移动本网流量已经实现80%，只有20%需要互通，中电信、中联通已经很难通过互联互通制约中移动。

　　中国移动的成果，反而铸就了互联网企业的不幸。因为，他们不得不在第三张网络中部署内容，因为没有谁能忽视中国移动的庞大用户资源。

　　“除中国之外，全球所有互联网企业均采用BGP方式实现多个运营商间的互联互通，互联网企业只需部署一台服务器，然后与运营商互通即可。”侯金刚向记者介绍，在国内，腾讯的选择是在三大运营商的数据中心内部署服务器，租用机架以及电力等配套，并且额外购买专线连接到腾讯数据中心，“因为BGP此前是100万/G/月，现在虽然降到60万，BGP方案成本是与三大运营商分别合作的10倍左右。”但这相当于额外部署了一倍的服务器、机架，以及一倍的能耗，反而与节能减排背道而驰。

　　据了解，工业和信息化部将监督网间结算费用的降价：每年降低30%。约5年之后，BGP成本方能与今日分别合作的成本持平。届时，互联网企业或许能节省一半的服务器以及电源能耗。

　　互联网话语权提升

　　工业和信息化部已经明确了国家级骨干网直联点的增设城市，包括成都、武汉、西安、沈阳、南京、重庆和郑州七个城市。总计十个交换节点极大优化了当前互联互通的流量格局，“三大运营商用户访问任意数据中心均无需走太多弯路。”这样，我们放心在中西部部署数据中心，而无需担心互联互通的困扰。“侯金刚指出：“比如，在西部地区部署一个数据中心，用户可以就近经过西安互联互通，而不需要像之前一样经过北上广的长途跋涉以及拥塞。”

　　记者向几大互联网企业了解到，2011年以来，考虑到数据中心的发展方向，互联网企业曾多次申请：“在全国30多个省会城市建设国家级互联网络交换中心，推进数据中心发展。”

　　“新增7个，已经是很大的进展。”但令人意外的是，呼和浩特却不在新增名单之内。“三大运营商都在内蒙古投入了数百亿资金建设数据中心。”一位互联网人士指出：“为什么不能在呼和浩特解决这些数据中心间的互联互通，反而要绕路其他城市？”宁夏、贵州这些数据中心建设的热点城市，同样排除在新增名单之外。

　　虽然一切并没有完全按照互联网企业的预想，但不可否认的是：互联网企业的话语权在提升。几大互联网企业人士均向记者反映：“这两年，我们在跟运营商去讨论互联互通的问题时，运营商也开始重视我们的观点。而几年前，我们是没有这份话语权的。”

　　7个互联互通节点的新增，成为互联网企业在网络布局层面取得部分话语权的标志。下一步，互联网企业希望，运营商能维持节点容量的扩容，因为这影响着互联互通的实际效果。同时，也有互联网企业提出，希望运营商能在网络中做出防DDoS攻击的措施，因为运营商做这件事比互联网企业更见成效。

　　这确实是对互联网发展、对网民都极为有利的意见，但运营商是否能在今天的窘境中有实力、有觉悟地“舍己为人”，还尤未可知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