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督促运营商“提网速、降网费”一个月后，李克强总理于5月13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，确定加快建设高速宽带网络、促进提速降费的措施，改善人民生活，降低创业创新成本，为“互联网+”行动提供有力支撑。三大运营商积极响应，各自提出了“提速降费”的具体措施，根据测算，本次资费下降幅度平均达到了30%。

　　尽管如此，仍然有部分网民不满意，指责运营商没诚意。部分公众媒体似乎也不满意，发动舆论攻势向运营商施压。事实上，相比互联网公司的轻装上阵谈创新，国内运营商作为管道提供者，背负了沉重的网络投资压力，本次提速降费即使没有做到电信网的“QoS”，也做到了互联网的“尽力而为”。

　　它山之石可以攻玉。美国电信运营商和互联网公司，围绕宽带网络和互联网服务，已经争吵、博弈达十年之久，到本文发稿前两大阵营仍未取得利益平衡。在国内，总理一声令下，三大运营商即刻降价，向公众、向互联网公司让渡所剩无几的利益，取而代之的是运营商投资回报率下降，员工待遇如同不可外扬的家丑。社会需要给运营商留一点余地、多一点时间，不能强求运营商大变魔术，在宽带网络上赶英超美一蹴而就。

　　美国网络中立博弈

　　网络中立的概念早而有之，可以上溯至1934年美国出台的《电信法》。进入21世纪，随着互联网业务高速发展，传统电信网经营模式受到强烈冲击，电信业与互联网公司偏利共生的关系，促使运营商在2005年下半年试图推翻网络中立，建立服务和费用分级的新一代宽带网络。

　　很显然，此举招致了互联网公司的强烈反对，互联网公司游说国会，要求以法律形式确认网络中立原则。到2010年，美国通信监管机构FCC推出网络中立法规，Verizon电信公司则将FCC告上法庭，2014年1月法庭判决FCC败诉。

　　FCC选择了妥协。2014年5月，FCC推出“弱监管”的网络中立版本，保持宽带业务“非管制类”不变，将原来的“不允许分级流量交易”改为“在商业合理（commercially reasonable）的条件下允许”。在公众反对后，FCC在2014年10月推出“半监管”版本，并获得了美国总统奥巴马的支持，但网络中立的支持者和反对者均表示强烈反对。

　　今年2月26日，FCC投票通过了号称“史上最严”的网络中立方案，很快，两家运营商就将FCC送上了法庭，随后美国CTIA、美国有线通信协会、AT&T等也提出了上诉。到目前为止，FCC仍然保持了强硬态度，延续10年的博弈似乎要划上句号——也很可能还会继续博弈下去。

　　中国运营商难做

　　对网络中立的争执，本质上是电信运营商和互联网公司两大阵营的博弈，没有是非对错，无非是双方利益的平衡。10年的博弈说明其中的利益纠葛是多么微妙，套用到国内也是如此。只是，国内互联网公司环境和美国类似，美国有Apple、Google、Amazon，中国就有腾讯百度阿里巴巴；国内运营商的处境，则相对艰难的多，别说打官司讨价还价了，俨然已沦为弱势群体。

　　原因其一是中国《电信法》缺失。电信法经过35年仍然难产，行业发展无法可依，很多矛盾也无法解决；行业竞争失衡，导致中国移动一家独大，中国电信和中国联通艰难求存；政府对市场过多干预等。韦乐平举例称，由于电信法缺失，中国空置了700MHz频段，运营商多花费几千亿元在2GHz高频段建4G网络，最终不得不分摊到消费者身上。这难道是运营商的错？

　　其二是定性混乱。韦乐平指出，从国家层面看，电信业是战略性基础设施行业，具备公益服务属性，但从国资委对运营商的考核体系来看，又将运营商作为纯市场竞争主体，每年对其收入、利润和利润率均有严格的考核指标。运营商两边都得罪不起，左右为难之极。

　　从员工收入角度来看，互联网公司几乎就是高收入的代名词。运营商在“央企、垄断企业、暴利行业“的遮羞布被扯开后，才惊觉其员工待遇早已沦落到令人同情的境地，技术人才大量流失，基层人员生活艰难。快速响应提速降费，必然会导致运营商收入和利润下降，而国资委几乎同时强调“效益下降的中央企业工资总额必须下降”，让被卖了还帮着数钱的运营商员工情何以堪！

　　美国运营商敢于与监管机构和互联网公司博弈，中国运营商则是一味的尽量满足各方的需求。网易公司董事局主席丁磊对总理说中国流量很贵，要加强对互联网创新的支持。事实上，网易2014年成本增长中主要是营销以及研发费用，而不是网络成本；最大的互联网OTT腾讯，2014年网络支出仅占收入比重的5.4%。相比之下，中国运营商的投资占收入比重已达30%，是全球平均水平（16%）的近两倍，位居全球第二位。

　　电信资费是否合理

　　对国内被吐槽的最多的电信资费，一个被公众媒体经常忽略的事实是，在全球主流国家中，中国资费水平其实相对并不高。从4G资费看，国际主流运营商中，除了香港地区，中国运营商低于美国AT&T、Verizon、T-Mobile，日本DOCOMO、软银移动，以及韩国的SKT和KT。而且据美国Akamai公司的数据，2014年年底平均移动宽带速率中国是5Mbps，美国是3.2Mbps；峰值速率中国是15.6Mbps，美国是14.3Mbps。

　　固网宽带方面，据美国 Akamai公司的最新测试数据，中国排名全球第82位，从资费看则处于中等水平。原因其一是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的客观现实，起步较晚；其二是宽带体验速率是一个端到端的问题，受限于网络和应用等多个层面，中国的瓶颈在于国际访问速率，而这正是Akamai的测试依据，导致测试结果并不科学。

　　国内运营商正在努力扩大网络覆盖，提升网络速率。很多常出国的网民已经有了深刻体会，在国外即使是美国和西欧的发达国家，很多地区的网络覆盖和速率，其实并没有中国好，更不谈亚非拉的发展中国家。得益于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的宽带接入建设，发展较晚的中国，FTTH用户数已经处于全球绝对领先地位。

　　站在宏观角度看，近几年中国电信业务总量和收入增长一直存在剪刀差，其差距由2012年的1.8个百分点持续拉大至12.5个百分点。2014年中国电信业仅增长3.6%，同比下降5.1个百分点；电信资费价格下降14.9%，降价幅度、速度均超过国民经济中任何一个行业。

　　互联网公司应分担责任

　　网民要求宽带网络提速降费，这是十分正常、十分合理的，邬贺铨院士表态，“共和国长子”受点委屈是正常的，电信运营商一定要搞清楚什么是真正的社会责任，当前“提速降费”就是最大的社会责任，要受得住委屈，并将此作为新的发展机遇。

　　运营商受得了委屈。不仅仅是提速降费，在基站逼迁问题上，几乎每一次都是运营商选择或被迫退让，还要遭受用户“信号差”的投诉，只好打落门牙往肚里咽；一些用户出国随意上网漫游，产生的高额流量费，舆论汹汹下，最后还是要运营商买单。在员工待遇上，运营商人更是受到了委屈。

　　但运营商希望受的委屈有价值。邬院士也说了，网民对提速降费的抱怨是“爱之愈深，责之愈切”。“提速降费”不能一蹴而就，必须遵循发展规律逐步推进，请网民多些耐心。韦乐平则指出，运营商的投资已经无法继续大幅度增加，仅仅依靠运营商自身的投入，无法满足我国宽带建设的资金需求。

　　美国网络中立十年博弈的历程，可见其市场机制的成熟，相比之下中国运营商十分弱势，硬吞下某些互相矛盾的发展指标，造成了严重消化不良。在李总理互联网+的号召下，“提速降费”不是电信运营商一个层面的事情，需要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。互联网公司也应分担一些责任，例如不少互联网公司部署CDN有效提升了视频下载速度。中国联通董事长常小兵曾表示期盼和OTT是鱼水关系；在提速降费的大方向上，我们希望运营商和互联网公司也能相濡以沫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