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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兴的管理层变迁与两次制裁

文革之后,陕西西安一名中专学校老师进入航天部691厂,成为技术骨干,因为勤奋钻研,之后又迅速被提拔为科长,并在改革开放初期同钱学森一同前往美国参观考察,他就是中国通信业教父级人物侯为贵。

回国后,侯为贵开始跟进半导体技术,1985年,侯为贵在深圳正式创立中兴半导体有限公司。1987年,同样在深圳,亦敌亦友的华为在南油新村的居民楼里诞生,比不上中兴的科班出身。

1988年,国内通信行业政策开始发生变化,实行“政企分开、邮电分营”,给通信行业带来了大机遇,侯为贵也坚定的投入其中,聚集了殷一民、宋忠慎等青年才俊,走上自主研发的民族通信企业之路。

此后几年,先后研发出自主产权的国产化第一台数字程控交换机ZX500、小容量数字局用交换机ZX500A、HJD04万门数字程控交换机,促成国产数字程控交换机的崛起,销量也逐步攀升,1992年仅ZX500A销售额就突破一个亿。

1992年,侯为贵希望将经营利润继续投入到研发中,尽快推出ZX2000数字局用机,而部分股东则认为,应该见好就收,将利润用于分红。当年12月,矛盾愈加激化后,以侯为贵为首的中兴核心技术骨干集体出走,以个人集资方式成立深圳市中兴维先通设备有限公司。

1993年,中兴维先通与691厂、深圳广宇工业公司共同出资创建了中兴新通讯设备有限公司,两家国有企业控股51%,维先通控股49%,但是经营责任由维先通负责,成为了真正的国有民营企业。

股权改革解放了中兴的枷锁,开始更大刀阔斧的研发创造,先后推出2500门数字用户(专网)程控交换机ZXJ2000A、ZXJ10大容量数字局用交换机,获得巨大成功,ZXJ10更是被邮电部认定为能与国际一流机型相媲美的最好机型,为中兴后续产品打下了坚实基础。

1995年,规模日渐膨胀的中兴开始战略转型,侯为贵提出发展战略的“三个转变”:产品结构从单一的交换机设备向多元化产品转变;目标市场从农话市场向本地网、市话网扩展;由国内市场向国际市场拓展。于是,中兴启动了GSM、CDMA、路由器、光传输、智能网等一系列新产品的研发。

1997年11月18日,中兴成功在A股上市,名称定为 “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”, 员工人数2600人,是当之无愧的民族通信产业老大。

1998年,人大会议决定在原电子工业部和邮电部的基础上,成立了信息产业部,中国通信开始进入移动通信时代。

中兴凭借CDMA、小灵通、手机三板斧在接下来几年里顺风顺水。不过,当时中兴的手机战略是与运营商捆绑销售,在营业厅卖,手机上没有ZTE的LOGO,因此丧失了自主品牌的形成能力,为其后二十年的手机困境埋下了祸根。

2004年后,智能机时代来临,3G开始大发展。中兴在CDMA和小灵通业务上积累的大量现金,本可以发展的更好,然而一系列的战略错误葬送好局。

首先是一把手侯为贵与任正非的不同性格。侯为贵作为国企代表,性格稳健,看重政府政策,在一些抉择上更为迟疑,任正非则军人出身,杀伐果断,二者性格就像牛与狼。

其次是高管队伍,在WCDMA 3G网络市场,高管队伍过于关注融资项目,缺乏拿下真正主流客户的魄力,迟迟没有突破重点运营商。国际化发展也不坚决,在员工本地化问题上反复无常,最终也没能培养出可以依赖的本地员工队伍。

中兴的产品上,CDMA虽然强大,终究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,被历史车轮抛弃,产品水平没有在摸爬滚打中提升。

2010年左右,中兴内部CDMA和WCDMA合并,产品力上扭转了局面,但行业竞争是冷酷的,对手不会等你,华为此时已经突破了海外高端市场。当年3月,殷一民宣布辞任总裁,由史立荣接任。

史立荣上任后,中兴做出了一系列战略调整,过于注重市场扩张,忽略了利润和现金流,2012年,造成了中兴自上市以来首次亏损,期间还流失了部分研发骨干。

2016年3月7日,美国商务部工业与安全局即宣布对中兴通讯实施出口管制,之后3月24日,设立临时普通许可证,在临时许可证到期前不对中兴进行出口限制,并在之后的一年内连续四次对该临时普通许可证延期。

2016年4月,史立荣等三位高管卸任,赵先明出任中兴通讯CEO兼董事长,创始人侯为贵则担任非执行董事长,英雄迟暮,正式退休。

2017年3月8日,中兴承认了3项指控。同时也宣布接受8．9亿美元罚款,此外,美国BIS还对公司处以暂缓执行的3亿美元罚款,在公司于七年暂缓期内履行与BIS达成的协议要求的事项后将被豁免支付。

2018年4月16日,美国发现中兴只解雇了四名高级员工,并未按和解协议对其他35名员工进行任何处分,所以再一次执行禁令。2018年6月13日,中兴通讯和全资子公司中兴康讯与BIS达成《替代的和解协议》。

2018年8月,中兴通讯宣布,李自学担任公司新任董事长、徐子阳担任总裁,至此,第二次事件结束。两次制裁中,中兴共支付近20亿美元的罚款,并被迫清换管理层。

这两次风波,让中兴受到了多重损失。

首先,从管理层面看,突出了中兴内部管理问题很大,没能注意合规管理。

其次,在国内的地位一落千丈。

再次,巨额罚款和制裁让中兴2018年的净利润从2017年的45．68亿断崖式跌至-69．84亿,海外业务营收从468．6亿下滑到310．7亿,至今依然没能回暖,追求的国际化道路更难走通。

最后,暴露出老问题,营销能力不行,公关能力也不行。

说回中兴新的管理层,虽然他们临危上阵,但依然是经过内部选拔,均是中兴通讯内部广受认可的实干派,年龄多在四五十岁,年轻务实。董事长李自学具备30年的微电子、集成电路技术研发经验和丰富的企业管理经历,总裁徐子阳则是从中兴一线工程师成长起来,具有多年电信行业从业经验和全球化视野。从他们接手后,中兴这三年也确实稳定了下来,并且更加注重现金流管理和合规经营了。

我们已经基本说完了中兴管理层的变迁,总而言之,中兴在上世纪90年代顺利成长后,新世纪换了多任高管,出现了各种问题。作为国资和民营混合背景,也暴露出老国企式管理思维内核,在适应新时代的变革中略显迟钝。